29岁的王亮从小就独有一片天地，位于北京宣武门的一座宅院，那是祖父留下的一份遗产。在王亮结婚那年，他突然觉得熟悉的宅院变得有些异样，好像那一块块青砖就是爷爷的一双双眼睛，天天盯着他问：你成家了，可立业了吗？
王亮是独子，这座宅院迟早要从父母手里传给他，但他不想传给子孙依然是这份祖业。他和妻子想另立门户，但每次都遭到父母诸如“败家子”之类的责骂。王亮不怕挨骂，但一次次放弃搬出老宅的念头，因为他只是华林公司的一个小头目，收入不丰，有心无力。
小夫妻俩曾想去租房，但每个房东都说租房合约只能一年一签，只能是一个“漂泊的家”。王亮的妻子是国家公职人员，享有福利分房的待遇，可单位刚解决完工龄15年职工的住房。两人掐指一算，要想分房至少等5年。于是，买房的念头一直缠绕在王亮的心头。1996年5月，他俩的积蓄达到整整5万元时，向亲朋好友撒开大网借过一次钱，但只凑到15万元，让王亮真泄气。一位朋友曾出主意，拿老宅的两间房契去抵押，可以借到更多的钱。但王亮觉得这样买房挺没劲，真成了“败家子”。
1997年9月12日，王亮至今难以忘记这个日子。妻子拿回一张《北京晚报》，上面登着《建行北京分行个人住房贷款试行办法》。按规定，只要在建行存上30％的房价款，就可以获得70％的贷款，最长贷款期限为20年。小俩口拿着报纸热烈讨论到深夜，现在存款8万多元，找朋友借一两万没问题，用10万元加上20万元贷款，可以在北京四环路以内买到60平方米的二居室。不过，贷款20万元对他俩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，每月要还2240元，相当于两人月收入的75％。但他们自信还年轻，即使晚几年要孩子，也要让孩子降生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中。
在下决心时，夫妻俩也有过很大犹豫，因为贷款利息让人有点生畏。如果20万元贷款用10年还清，到时连本带息累计要还34万元；如果要用20年还清，还款总额达53．8万元。想到别人能福利分房，心里颇感愤愤不平，但气归气，他俩还是经不住新房子的诱惑。
心动化为行动，王亮夫妻开始操作自己的宏伟计划。在北京四环内，要找到30万元就能买下的二居室着实不易，两人成天埋头苦读各种报刊上的房地产信息，一到双休日就东跑西颠看房子，找房子成为一大乐趣。
好事注定多磨。申请贷款时，在偿还能力的审核上遇到一个麻烦，两人的工资收入合起来3000元出头，银行不相信能拿出3／4用于还款。他俩实际上都有些外快，但又无法出具证明，王亮后来从一位朋友的公司弄到一份兼职证明，一再叮嘱银行人员去本单位调查收入时别露此事。
在王亮申请贷款过程中，一位懂行人曾出了一个好招，申请一部分住房公积金贷款，利率比银行低一半。王亮妻子参加了住房公积金，可她跑到北京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却碰了壁，因为她所在单位是国家机关，交纳的公积金不归北京市管，可国家机关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又未开展个人贷款业务。王亮苦笑：“我要交纳的公积金归北京市管，你的公积金归中央管，我俩要申请公基金贷款，只能各贷各的，可哪方都需要拿住房做抵押，房子怎么一分两半呀，总不能一人买一套一居室吧，一家人弄成两个家。”
找担保人也成了一件闹心事，按个人住房贷款的规定，不仅要把所购住房抵押给银行，而且还要找一个担保人，可两人所在单位都不支持，而有钱的朋友又怕惹麻烦。
王亮的两个铁哥们愿意拿自己的工薪给王亮做保。可银行说，合伙资助只能是父母兄妹等直系亲属，因为一旦发生财产纠纷好处理。王亮一打听，银行也办过以公司名义给职工个人合伙贷款的事。他灵机一动，想先用自己的钱注册一个公司，然后用公司名义担保，注册资金抽出买房。可银行又说，这叫抽逃资金，公司实际是一个空壳，没有实力不能担保。最后还是银行的人替王亮想了一招：王亮夫妻买房贷款，那两位朋友做为共同申请人，4个人结为一个申请主体，共尽偿还义务。
当问及王亮妻子为何买房之心如此执著？她答：我平时很喜欢买各种漂亮的内衣，在家里穿上孤芳自赏。买房是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把买车比喻为买外衣，买房就如同买内衣。
以同样问题面对王亮，他答：另立门户最重要的标志是拥有一套住宅，自立的前提一个是糊口，一个是安身。敢于借钱买房，不仅赢得自立的一个基础，而且是一种自信的表现。
住房抵押贷款出现，使一个遥远的梦想近在咫尺，但高房价与低收入的鲜明反差，又让伸手可抓的机会那么烫手。令王亮自慰的是，不管怎样，赶上一个愿望可以变为现实的时代。
1998年一开年，23岁的郑适被请到北京广播电台，对全市老少大侃一通。作为北京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最年轻的官员，他非常老到地指出住房公积金的实质：当你参加住房公积金时会算一笔账，自己从工资里掏7％，单位再贴7％给个人，加起来是14％，一个月也就l00来元，一年就是1000多元，在北京买一套二居室至少20万元，如果靠公积金至少要攒200年。也就是说，用公积金买房是远水解决不了近渴。公积金离每个人很远。但我们换种算法，如果你加入公积金，就可以申请带有补贴性质的低息贷款，贷个一二十万，买房梦想立刻变为现实。
他说，1996年全年，北京市利用公积金给个人贷款下到1000万元。自从1997年7月1日后，公积金个人贷款办法一出台，下半年集中放贷1．5亿元，最多一天贷出去500万元，30多户。贷款对象分3块：一批是职工参加单位房改，以优惠价买下现住房；另一批是住房困难户购买“安居工程”的住房；还有一批是加入公积金的中高收入者，购买商品房。
虽然北京的公积金贷款呈爆炸性增长，但北京与上海相比是小巫见大巫。北京的公积金归集额为30亿元，个人贷款余额1．6亿元；上海市的归集额为130亿元，个人贷款30多亿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北京与上海有不可比性，因为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单搞了一块很大的基金，不归北京市管理。
据调查，国家机关的公积金管理中心，目前只收钱不贷款。尽管国务院的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，公积金运用的先后顺序为：首先用于个人购房贷款，并且具有排他性；其次才是单位购房或建房贷款；再后是买国债。
公积金贷款最大的魅力是利息低，大大低于商业银行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利息。郑适说，目前北京市每年对公积金贷款有规模限制，如果敞开贷，30亿的公积金将一贷而光。我们有个内部掌握标准，夫妻俩月收入达到6000元可以贷30万元；月收入达到4500元可以贷20万元，月收入达到2500无可以贷10万元。北京市达到这个收入标准的家庭太多了，30亿公积金如杯水车薪。
在外人的眼里，郑适的工作既机械又枯燥，每天埋头于各种证明和表格之中，一笔看走眼就溜几十万。这种职业特征与郑适的青春外表很不匹配，但他不以为然：“人们只看到这工作单调的一面，它还有极其丰富的一面，我要与很多借贷人深谈，必须涉及对方绝非轻言的内情，我触摸的是一个接近真实的社会。”
l月6日，一位中年男人第一个迈进基金中心，他自称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，申请贷款为了购买150平方米的“安居房”。郑适知道，“安居工程”的住房主要为解决住房困难户，每平方米售价一般不超过2500元，由于带有政府补贴性质，所以“安居房”的面积不会太大。中年男人称，他家有7个人。郑适断定：30多万元就买下一套150平方米住宅，此人肯定是学校的领导，占了职工的便宜。
拜尔公司的一位女士怪怪的。她不愿意如实填报个人收入，因为涉及个人财务隐私。她问郑适：“贷款30万元5年还清每月要还多少？”郑适答：“5600元。”她就把个人月收入写成这个数。这位女士不想将住房作抵押，也不想让公司作担保人，而是拿出4万美元存单作30万元贷款的抵押。事后，郑适说：“这女人很精，她买的房子价值60万元，如果她个人有买卖，将房子抵押给银行可以贷50万元流动资金，押给我们只贷30万元不划算。另外她还有4万美元存单，完全可以一次性支付购房款，可她知道公积金贷款利息低于美元存款利息，所以宁愿把美元存在银行吃利差，不嫌麻烦地跑来贷款30万元买房。”
国务院房改办张其光处长感慨：“比较全国而言，北京市的房价高得离谱，全国的普遍水平为每平方米2000元以下，北京市三环路以内为每方米7000至8000元，这意味着北京市房价下降的空间很大，但降下来难度也很大，几十项收费牵动着几十个部门的直接利益，各有各的说法，一家一套收费的理由。”
据悉，商业网点配套费曾遭到广泛非议，按理说在住宅小区内设立商业网点完全是经营行为，但政策规定开发商必须按比例给商业部门无偿配套，这笔费用自然摊到购房者身上。这项收费曾几次划进取消行列，但有关部门坚决不同意，只好不了了之。在各种影响房价的收费项目中，人民防空费竟然触目在列，耐人寻味。
说来也怪，尽管北京市民“望楼兴叹”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，高房价与低收入的强烈反差已经举国瞩目，但多贵的房子都有人买，各地政府动用强大财政纷纷设立驻京办事处，各地乃至各国的大款携巨资都跑到北京买套房，需求撑着房价坚挺。据中国建设银行住房与建筑业信贷部总经理李庆振说：北京建房成本居全国之首，北京开发商的利润也名列前茅，一般毛利在20％，高者达30％，个别者达到50％。有卖有买，愿打愿挨。
李凡处长说，在需求支撑房价中，集团购买是最强有力的一只手。如果没有单位购买，仅凭个人购房撑不住如此高昂的房价，开发商卖不出去房子，就不会接受杂七杂八的收费，他们会以投资抗拒部门收费，你收费多我就不投资。而目前的形势是，尽管开发商也抱怨收费过重，但他还是接受了，顺势加价，水涨船高，因为房价再高也有人买。所以说，政府行为也受市场调节。
“福利分房制度扼杀了一大批人的买房欲望。”国务院房改办张其光处长说。“住房是价值昂贵的实物性商品，它具有不可分割性，一间房子不能切成几块分给几个人，因此把住房作为一种分配工具很不适宜。在北京，分到住房的职工等于占有五六十万元的福利，超过他一辈子的工资总和；而没房职工则一无所有，没有任何货币补偿。所以，把住房作为一种福利性分配的制度，必然产生有房人与无房人之间的巨大不平衡，意味着同一单位职工的实际收入的鲜明反差。”相比之下，货币能够最准确最直接地表现价值功能，是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最简单的工具。
在福利分房与商品购房两种体制并存下，个人的心态完全是扭曲的。即使个人现在非常需要住房，而且拥有一定经济实力，只要有分到房子的可能就会放弃改善居住条件的动机。北京机械公司一位32岁的职工道出苦衷：“我一家三口与父母挤在一个两居室里，我选中一处30多万元的两居室，我个人有10万元积蓄，双方老人可以资助10万元，只需贷款10多万元便可入住，可我非常矛盾，因为申请贷款绕不过单位，而单位分房的前提是你现在住得很差，我一旦买房就可能丧失分房的机会。我们要买的房子太诱人了，夫妻俩去了有十几趟，装修的方案都设计了五六套，可一想到分房就只能放弃梦想。l997年最后几天，开发商说我们看中的房子已被别人买走。当晚，我喝得大醉，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了，但我吐不出心里的郁闷。”
张其光处长有一段重感情的话：“我们搞房改的总还有点社会良知吧，眼看着福利分房制度一天天绵延，尤其大量新房不断地被少数领导无偿占有，并且打着房改的旗号，两三万就买下使用权，转租出去一年的租金就能弥补投资。现在又要开放住房二级市场，现住房可以出手转让，一倒手就是五六十万元。再看看那些应享受而没享受福利分房的人们，地无一垅，房无一间，我就有一种‘枉为官’的痛楚。”
（《三联生活周刊》1998年第3期方向明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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